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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 电视剧_解密端午

来源:鬼故事 时间:2019-06-12 11:41:17 点击: 推荐访问:解密游戏 电视剧解密

【www.jinantutor.com--鬼故事】

  农历五月就更厉害了,被叫做是恶月”。那五月初五呢,人们还称它“五节单五”,这便是“恶月”中的“恶日”了。这一天出生的婴儿被看作是瘟鬼或是五毒等不祥之物的化身。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中是这样讲的“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就是说,五月初五的孩子是“毒”孩儿。对于一国之相、妻妾成群、儿女众多的田婴来说,当然害怕这个携带“剧毒”的男孩儿克死他了,不如早日扔了的好哇!

  其实,在《礼记·月令》中有记载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讲的就是夏天农历五月是个阴阳相争,生死齐分的黑色月份。无独有偶,《孝子传》中说:“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纪淳妻养之。”从这一点来看,孟尝君还是幸运的多呢,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母亲,也才成就了他以后的事业,留下“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的佳话。

  五月五日,乃“重五”日,这也正是孟尝君老爸心中的一个结。好在田婴并不是个老顽固。由于儿子能言善辩,礼贤下士,待人和善,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到最后他还是让田文当了接班人。

  解密:1961年蒋介石为何罢免叶公超?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本文原载于《世纪》,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曹文彦密报成了蒋、叶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1961年,台湾奋力阻止蒙古入联合国大会未果,引发台湾政坛的剧烈震动。其后不久,时任“驻美大使”的叶公超,“骤然”遭贬。

  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20年赴美国留学,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起进入政界,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部长等职。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叶公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任“首席全权代表”等。1958年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被蒋介石免职。叶公超跨政、学两界,曾是新月派的作家,其英文水平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叶公超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自视甚高,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

  叶公超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追随蒋介石甚为忠诚。他突然遭贬,外界揣测连连。有云,叶氏被贬,乃因其泄露了台湾在蒙古入会问题上的底牌,导致台湾对美交涉中的被动;有云,叶氏被罢职,实因“祸从口出”,辱骂蒋介石是“一条狗”,被叶氏的僚属曹文彦密参一本,令蒋怒不可遏。然而,这均是局外人的推测。蒋介石是此事的主导者,他对叶公超的不满情绪是怎样累积的,对叶氏强硬处置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曹氏密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通过梳理1961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记述,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叶公超被贬之因。

  蒋介石1961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对叶公超的不满之语,是在5月1日。当日,蒋介石记道:

  叶某之奸滑言行,当不出于我意想之中。而其对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发觉尚早,犹有准备之时间。惟其投机成性,如政府势力强固,彼当不敢叛变。但应切实戒备,如我略有弱点予以可乘之隙,则其推波助澜出卖国家,成为吴逆(吴国桢——引者)第二,乃意中事。

  十年来,更觉文人之无德妄为,毫无国家观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买办,凡长于洋语者,无不以一等奴隶自居为得意,可悲极矣。应切记。(《日记》,1961年5月1日)

  据说,曹文彦向蒋介石密报叶辱骂他之文写于4月8日,那么,此段文字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对曹氏所报叶公超对其“污辱”的反应。因蒋介石声称,虽对叶公超的“奸滑言行”早有所知,但未曾料想,叶氏对其本人的“污辱”竟然“至此”程度。蒋介石由此上纲上线,预测叶公超将会“叛变”,成为第二个吴国桢。值得注意的是,因叶公超的刺激,引出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一般文人的不满,尤其是对“留美之文化买办”的愤恨。看似毫无道理的迁怒,却反映出蒋在与美国交涉的十年中,因不断地“受辱”,积压了对与美国直接交涉的“外交官”疑忌与不满。

  对美交涉受挫,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

  8月下旬,蒋介石决意不为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压力所屈服,不惜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蒙古入会。但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发现美国态度强硬,无法更改其政策,便向台北方面力陈,应放弃对蒙古入会案使用否决权。蒋介石叹曰“可痛”,怒斥叶公超是“汉奸卖国之所为”,认为“此奸不除,必为国患”。(《日记》,1961年8月23日),将叶定性为“汉奸”了。8月26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坚持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极为不满。9月1日,叶公超转达美方的意见。蒋自述,对美方的这一反应早有预料,但对叶公超“又大惊小怪”,不禁“痛愤”。叶公超本只是奉职向蒋传达美国方面的意见,蒋无力改变美国的立场,便迁怒叶氏“对政府表示其惊惶不了之词”,却不敢对美方“正色直言相告”,“徒觉可耻而已”。(《日记》,1961年9月1日)次日,蒋介石因感“叶奸言行可恶,其媚外成性,尤为可虑”,提出召叶公超回台,以免为美国务院利用。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却认为叶“可信”,遂暂放弃此意,却又怪陈诚“不明善恶,不分忠奸”。(《日记》,1961年9月2日)若非陈诚阻止,或许早于9月初,叶氏已被蒋召回台湾。

  9月26日,各方运作使安理会延期审议蒙古入会案,意欲在此期间继续对台湾施压,美国更向蒋介石发出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重压之下,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9月底,蒋在日记中不惜笔墨,挞伐叶公超:

  除外有“鲁丑”(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引者)之压迫以外,尚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日记》,1961年9月29日)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10月初,土耳其等原先允诺在蒙古入会案问题上支持台湾的国家,也相继改变立场,台湾陷入孤立无援之境。蒋介石此时也顶不住压力,酝酿改变原定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10月6日,蒋介石得悉肯尼迪准备于11日对外宣布,美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一切机构”维护台湾地位,并继续坚决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一切机构”。蒋介石认为这种表态“仍是空调反对共匪入会,而非我所要求者,其间且大有出入”。蒋进而认定,此一交涉结果皆因叶公超未能遵令坚持立场,与美方强硬交涉所致。蒋十分震怒,夜间竟“又失眠”,自述为“年来最苦闷之一次”。(《日记》,1961年10月7日)

  这说明,蒋介石对叶氏的容忍已至极限。当时,在美国及联合国为此问题奋斗的一线“外交官”,如蒋廷黻等也因此被波及,遭蒋介石责难:

  我在美外交人员如叶、蒋(蒋廷黻——引者)等认为我已改变政策,大施技俩以示好美国政府,而反胁制与压迫政府,使能依照他们所拟定的不否决外蒙之意见实施也,可痛之至!政客总是政客、奸徒总是奸徒,只造成其个人地位,而毫不为国家得失的根本方针一加计较也。(《日记》,1961年10月7日,)。

  10月9日,蒋介石约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次长”许绍昌谈对美交涉问题。许转达叶公超来电,蒋闻后又“不胜痛愤”,斥其“欺诈威胁的卖国媚外的心态毕露”,“乃决令辞修(陈诚——引者)电叶回国述职”。值得回味的是,蒋竟担心叶公超抗命不归,发出“未知其果能奉命速回否”的疑问。(《日记》,1961年10月9日)

  两天后,陈诚谒见蒋介石,商讨“对美交涉方针与公超是否回来”。蒋认为,叶公超留在美国“不惟无助于交涉,只有妨碍交涉,以其自定政策压制政府,献媚于外,且必欲由其一手包办而决非执行其政府之政策”。至此,召叶公超回台湾成定局。叶公超接到召令后,立即匆忙返台。蒋却又认为“公超急欲离台回美,且其神经已显露紧张不安之情绪,是贼胆心虚乎?”(《日记》,1961年10月14日)事已至此,蒋对叶公超已全无信任,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

  事实上,在与美方的交涉陷入僵局时,蒋介石已绕过“外交部”,启动了一条私人“外交”渠道,即令其子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接洽,由克莱恩直接向肯尼迪总统传达台湾方面的意愿。10月14日,克莱恩与蒋经国商妥蒋介石与肯尼迪秘密协议的要点。蒋介石对此表示满意。次日,蒋介石召见叶公超,质问其所拟与美国交换条件的“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日记》,1961年10月15日)蒋介石既然已获肯尼迪同意对此做秘密保证的让步,此举也就不过是为证明自己此前对叶公超“卖国求荣”的判断了。

  或许,通过蒋介石对围绕秘密保证一事对美交涉的总结,能更清楚地看出蒋对叶氏的观感。蒋对此有如下记述:

  第二周,即八日,国务院对我要求之拒绝,交涉又告中断,中美关系濒临最后关头,乃令公超回国述职,亦示美以决绝之意,忽于十二日当公超离美之时,甘(肯尼迪——引者)乃自动与我作直接解决之提议。十三日,公超回台。十四日,甘乃依我从前要求,惟其对匪入会时美可使用否决权之要求改为秘密保证。余既允其所求,而公超尚夸夸称其与白宫能如何接近与交涉之有力,安知已完全依我要求直接解决,此既公超认为徒增反感绝难提出之条件也。(《日记》,1961年10月30日)

  蒋甚至将召令叶公超返台,视为“解决内部困难,防止其外卖国之一大关键”,认为“与对美外交成功同样重要”(《日记》,1961年10月14日)。

  10月18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表示感谢之意,以在获得口头秘密保证的同时,多一层书面保障。至此,围绕蒙古入会案的对美交涉告一段落,蒋介石除去心头大石。19日,蒋自述午睡甚酣,“此为数周来最能安眠熟睡之一次也。因为以对美外交问题得能如此解决,不仅对外可以建威信,更是对内得以消萌耳。内奸叶逆自不敢撒狡抗命矣。”(《日记》,1961年10月20日)

  叶公超成为“替罪羊”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

  此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对叶公超的处置问题。蒋最初有如下考虑:

  叶逆之处理步骤:甲、下周暗示其自动辞职,行政院派为顾问?乙、令其自反、自新、安分修养;丙、驻美大使人选:(子)廷黻(丑)之迈;丁、人选未定前派员暂代馆务。(《日记》,1961年10月21日)

  10月26日上午,蒋介石至“总统府”与张群讨论这一问题。10月27日,蒋仍考虑此事:“一、处置叶逆问题从速解决;二、继任美使人选蒋廷黻、陈之迈、陈立夫。上午,致辞修函,为处理叶逆问题之商讨,并附叶逆之逆迹一份,使知其事实也。(《日记》,1961年10月27日)

  处置叶公超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处置,他则有所顾虑:其一、陈诚原对召回叶公超就有所保留,此时陈诚正处病中,如何让陈接受,并且认同。其二、继任人选的问题,如何不至于在美国方面引起风波。

  10月28日,陈诚复函蒋,“同意去叶”。陈诚同意后,蒋介石数度与张群研商,讨论的重点已转移至“对外尚有顾虑”。(《日记》,1961年10月27日)

  10月30日,蒋介石致函陈诚,将“驻美大使人选以蒋廷黻为宜之意告之”。(《日记》,1961年10月30日)11月2日,蒋介石决定电令蒋廷黻“速受驻美大使任务,以岳军(张群——引者)名义转达方式行之”。(《日记》,1961年11月2日)

  11月18日,“总统府”令:“驻美大使”叶公超另有任用,应予免职。特任蒋廷黻为“驻美大使”,仍兼“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经多人说情,蒋也未对叶公超为严厉处罚,而令其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等闲职。蒋介石自述对叶公超的此种处置,实是基于“国内外关系”的考虑,且是对叶氏“姑再试之”。(《日记》,1961年11月18日)至此,对叶公超的处置告一段落。

  纵观蒋介石对叶公超丧失信任,失去耐心,终至欲除之而后快的过程,有数点值得注意:其一,曹文彦密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其二,蒋介石首次动议召令叶公超回台湾,是在9月初。蒋介石每遇对美交涉受挫之时,对叶公超的怨愤便增长一分。其三,但凡主张对美交涉时应实事求是,注意技巧与策略的“外交官”,均不免遭蒋介石责难。

  台湾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身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却每次对交涉期望过大,采取强硬态度,命在第一线的“外交官”执行,但终因实力有限,对美交涉多以退让妥协告终。蒋并不自审,反而将所有过错归结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外交官”,让他们充当“替罪羊”,以此维持自己的“形象”。

  蒋介石这种不信任下属,功成归己,错咎他人的处事方式,在其处理叶公超的过程中,充分显露。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地下工作者曾冒死为八路军买药 1969年迫害致死

  黄浩肩负使命返回北平,以教会、中小学校、挑补绣工厂为媒介,为抗日根据地设立秘密掩护点十余处,接受为根据地运送医药、器械任务。1969年12月23日被迫害致死,时年74岁。

  1939年5月一个寂静的清晨,新街口丁字街顶头的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一位乡下的“教友”老杨来找乐善好施的黄长老帮忙。老杨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他给黄长老送来一份密写的药单子,是白求恩大夫开的,都是“家里”急需的。

  黄长老就是黄浩,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送走了老杨,黄浩赶紧回到簸箩仓胡同6号(老门牌)家中,他和夫人王佩芝在这儿开办了“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生意很红火,也是他们绝佳的掩护。

  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八路军买药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冒极大的危险。

  黄浩把购药安排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叫来只有十几岁的女儿黄曙明,让她骑车送信儿。

  接到任务,地工组成员立刻行动起来。

  地工组成员李庆丰是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搞赈灾、为教会医院生产为名,在医院组织爱国职工为八路军秘密生产急救包。地工组成员刘仁术是平津硝皮厂老板,他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买到了所缺的西药。

  新街口南大街百花深处胡同西口的古玩铺东家也是黄浩。秘密交通员老苏就是在这里对黄浩地工组成员叶绍青交代如何通过秘密交通线,把这批药品和器材运到根据地。

  过了一天,西直门城门,一辆法国雪铁龙小轿车开来了。不论日本人还是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大夫的车,贝熙业也是黄浩地工组的一名交通员,他经常为地工组秘密运送电台、药品等,这天车里装的就是为白求恩大夫买的药品。

  几天之后,这些连上海、香港都比较少见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材已经摆在了战地医院的药架上。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人物小传

  黄浩(1895—1969):北平崇慈小学校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1937年5月奔赴延安,途经陕西省三原县时见到彭德怀,彭德怀为黄浩题写“坚持抗战到底”,并建议黄浩利用他在北平的社会条件,从事统战联络工作。黄浩肩负使命返回北平,以教会、中小学校、挑补绣工厂为媒介,为抗日根据地设立秘密掩护点十余处,接受为根据地运送医药、器械任务。1969年12月23日被迫害致死,时年74岁。

  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演变(下)

  “九月来信”部分

  (二)陈毅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当时红四军确实处境艰难,中共中央对红军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成若干小的游击队,以便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中央在4月的指示信中仍要求毛泽东、朱德准备离军,先派重要干部到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代表前委于4月、6月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红军分散,但在中央派出替代军、政领导人的前提下,同意朱、毛离开红四军。红四军“七大”之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承担了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任务。在去上海之前,陈毅专程到蛟洋向毛泽东征询意见,并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是“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毛泽东不同意回红四军,所以8月上旬陈毅离开红四军后,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在陈毅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之前,中共中央已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并于8月21日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虽然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红四军并未收到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共中央经过几年实践对于党组织权力结构问题的认识深度。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

  陈毅经厦门、香港,于8月17日左右达到上海,21日以后才和中央接上关系。陈毅在上海写了五个的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的最后,陈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中央对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政治局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决议草案。在上海期间,陈毅把红四军在艰苦奋斗中创造的独特经验提供给中央,同时在与周恩来和李立三的深入讨论中,也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党的全面情况,自我感觉是上了一个学习班,特别是深刻认识到极端民主化已经是对全党的严重威胁,红四军的纷争也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心悦诚服地转变了观点,接受了中央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陈毅执笔起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大大加强了红四军中政治领导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对红四军乃至整个红军政治委员集权体制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影响。

  指示信明确提出红军应集中权力:“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关于红四军中部分人针对毛泽东的“家长制”批评,指示信明确支持毛泽东:“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对于红四军通过自下而上的党代表大会解决争论的民主传统,指示信提出了严厉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要求立即建立强化政治领导的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并且明确指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虽然指示信对朱毛两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但是毫无疑问,指示信的主旨是在“朱毛之争”中强力支持了毛泽东,要求在红四军建立权力集中的政治领导,并明确指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身份成为政治领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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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烈文1867年预言清廷垮台:不出五十年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时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看得出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自成、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君德”固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对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的看法仍十分复杂。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在无济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

  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晚清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确实“威断”,但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是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尤其是不久之后,朝廷下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对外交问题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时,曾国藩兴奋异常,认为这是当政者将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兴有望,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曾国藩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的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王土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曾国藩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因为虽然预料到清王朝行将就木,他们也只能做大清王朝的孤臣孽子,难有他选。

  1976年陈永贵表态:四人帮上台 我们都完蛋

  讲话末尾,汪东兴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讲到这里时,陈永贵补充了一句话:对,他们上台,我们都得完蛋。

  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被毛泽东、周恩来所赏识。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到中央工作,但却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

  陈永贵热爱毛泽东,亲近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与“四人帮”有本质上的不同

  陈永贵出身贫寒,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战争年代,他积极支前,努力生产。建国后,他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与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一样,他听毛泽东的话,带领农民跟共产党走。所以,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50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巩固了集体经济。50年代后期,他又带领大寨人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

  同时,陈永贵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头脑,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他依靠群众,工作成绩很突出。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寨就成了地区、省、全国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本人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为毛泽东所了解是在1964年。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专列停在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邯郸火车站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陶鲁笳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用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然后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大识字,但讲话很讲辩证法。毛泽东听后更感兴趣了,他告诉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送给他。之后,毛泽东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委了解到大寨的实际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十分赏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1岁生日的时候,在他自费宴请的客人中,就有陈永贵。

  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问了他身体、家庭等许多方面问题,使陈永贵深受感动。席间,毛泽东还特意让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此后,经毛泽东提议,陈永贵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时,陈永贵经过自己刻苦学习,也基本能看懂文件了,能读《毛泽东选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陈永贵当上了晋中地区领导人,不久又晋升为山西省的领导人。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时,又是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中,陈永贵出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感情,对毛泽东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宣传大寨经验上,也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但是,他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拥护“文革”的,而“四人帮”则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想利用“文革”往上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四人帮”看不起陈永贵,却想利用陈永贵,对此,陈永贵不买账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四人帮”从心里瞧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同他握手。张春桥多次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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